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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疫情冲击下的农民增收调查(下):攻坚路上 如何啃下“硬骨头”?

                发布日期:2020-04-15 14:19 浏览次数:

                常山县天马街道天安村的光伏项目。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 于山 摄

                增收帮扶,正如激流撑船,一篙不可松劲。

                2020年是全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,也是解决相对贫困的推进之年。我省在年初设下目标:深入实施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,确保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10%以上,低收入农户最低收入水平达到年人均8000元以上。

                打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,原本就有不少硬骨头要啃,疫情“黑天鹅”又带来新困难、新情况:各地收入平均数之下,也有极少数人的生活困境;疫情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,造成低收入农户存在因疫致贫、返贫的风险;帮扶产业和项目的“造血功能”,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;“困中之困”与平均水平的差距,有拉大的可能……

               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,各地正积极克服疫情影响,切实加大精准帮扶力度,在工作上和思想上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
                关键少数   

                怎样精准帮扶

                扶贫工作“贵在精准,重在精准,成败之举在于精准”。疫情之后,识别哪些低收入农户受到影响、受到何种影响,至关重要。

                刘武勇,缙云县东渡镇梨仓村村民,去年靠养鸭、卖蛋,退出村里低收入农户队伍。随后,他加大投入,养了700只鸭子,憧憬着多赚点钱,再把房子修一修。

                突然而至的疫情,打乱所有计划。因农贸市场关门,农产品销售困难,刘武勇家每日积压70至80斤鸭蛋。为了卖蛋,他天天清晨6时出门,前往县城,沿路叫卖到晚上,但销路一直不畅。

                近年来,随着来料加工、乡村旅游、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,我省低收入农户中,已有6.5万余人从事来料加工,3万余人外出就业,工资性、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。去年底,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546元。

                “但从监测情况看,由于镇村工程暂缓、农产品销售受阻、乡村旅游停滞等影响,不少低收入农户收入呈下降趋势。”缙云县民政局救助科科长李静奕说。

                收入往下掉,日常开支却在增加。沿着曲折的山路,记者来到海拔400余米的武义新宅镇三坑口村。全村400多户农户,见不到一位50岁以下的中青年,留守的30余户村民基本是低收入农户。

                武义三坑口村低收入户高友泉在家中。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 施力维 摄

                80岁的高友泉和老伴,靠每年15000元低保补助金生活。“一小缸咸菜吃了一周。”高友泉说,因身患糖尿病,他需要定期配药、检查肾脏功能,但前两月乡村公交停运,他只能找邻居帮忙,租了辆车往返县城医院,“来回一趟200元,真是心疼。”

               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,疫情期间因公共交通暂停、老年食堂关闭等缘故,丽水、衢州、金华等偏远山区低收入农户出行、饮食、就医开支有所增加。“因残因病生活困难的人,自主创收能力弱,多花几百元,将影响未来几个月的生活品质。”一位扶贫干部说。

                精准识别、精准帮扶工作平时可以抓实、抓细、谋长远,但眼下低收入农户等不得,也耗不起,必须尽快出台政策、发展生产,帮助“关键少数”渡过难关,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。

                2月下旬,李静奕了解刘武勇的困境后,与县农业农村局扶贫科联动,并发动身边党员干部,仅一天时间,就帮助刘武勇销售500余斤鸭蛋。两个部门还成立联合调查队,对农户需求、零散农产品种类及数量进行排摸,帮助拓宽销售渠道。

                一些地区则将目光投向“创造更多就业岗位”上,让劳动力有出路。据统计,仅衢州市衢江区就安排1300余名低收入农户,担任防疫宣传员、值守员、看护员等岗位,发放相应务工补贴,缓解他们的后顾之忧。

                此外,省扶贫办、省民政厅联合下发通知,要求低收入农户认定标准线与低保边缘户认定标准线“两线合一”,进一步完善“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统”,对农村困难群众进行动态预警监测。对受疫情影响,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,将及时给予临时救助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接下来,我们将对低收入农户开展逐村逐户逐人逐项排查,全面摸清低收入农户生产生活、受疫情影响等情况。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。

                常山县天马街道天安村,正在种植香柚。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于山 摄

                增收通道   

                靠啥才能拓宽

                低收入农户帮扶,政策兜底有必要,但产业帮扶才是实现稳定增收的长久之策。疫情中,扶贫产业暴露的短板,让基层干部颇为焦虑。

                在农村设卡、交通阻断一个多月,蜂群接连遭遇虫蚁侵袭、缺粮饿死等困境后,泰顺县司前镇黄桥村低收入农户郑昌鉴终于等来了科技特派员——保住剩下的蜜蜂,也意味着保住了一年的希望。

                泰顺县一位扶贫干部告诉记者,有基本劳动能力的低收入农户,90%以上家庭有老年人、病人、残疾人需要照顾,既不能外出打工,也担不起风险,“为使帮扶举措尽快见成效,我们鼓励发展‘吹糠见米’的种养产业”。

                因为投工较少、收益较高,养蜂产业受到欢迎,这项“甜蜜事业”成为不少县区大力推广的扶贫产业。

                郑昌鉴去年收到县里免费发放的6桶蜜蜂后,一心学习养蜂技术,赚了1万多元钱。为此,他和妻子在山间搭起棚子,投入积蓄,养了20余桶蜂。疫情之下,养蜂产业面临蜂粮进不了村、技术到不了户等难题。“损失了6000多元,心头紧。”说话间,郑昌鉴眉头紧皱。在泰顺全县,近1000名蜂农50%以上是低收入农户,人均损失千元以上。

                在武义桐琴镇,新山湖村的70多位村民从事来料加工多年,以往每月收入最高能有近千元。疫情期间,与村里合作的公司订单减少,村民收入减了大半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来料加工,带动农户多,收益见效快,但本质上仍属于‘输血式’发展。像武义,大多订单来自义乌,疫情期间,产业恢复速度既受到内部交通、物流因素制约,也受到相关企业复工程度、经营状况影响。”当地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,随着国内防疫情况好转,来料加工点基本恢复正常运行。

                泰顺养蜂专家入村指导低收入农户。泰顺县委办供图

                据了解,浙江70%以上低收入农户群体集中在26个加快发展县。一方面,受限于生态功能定位,无法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,另一方面,扶贫项目配套资金不足,降低了企业投资意愿,缺少效益好、收入稳定的龙头企业带动。

                产业化经营水平低、市场竞争能力弱、抗风险能力差、带动增收作用不强……疫情之下,扶贫产业暴露出来的种种短板,亟需补齐。加大创业支持、加强产销对接、用好电商平台,各地都在开动脑筋。

                在泰顺,除对低收入农户发展产业项目给予1000至5000元补助外,还着力对养蜂产业链进行完善。由中蜂养殖协会会长严立超牵头,当地组成了一个由科技特派员、20多家蜂企、1000多名蜂农在内的“甜蜜产业链”。蜂企负责跨县跨镇转场,帮助蜂农安装监控,实现远程管理。县里组织专人进行定期教学指导,提升农户“造血”能力。

                衢州各地则对扶贫资金进行新一轮统筹规划。从多点开花、分散投资模式,转向精准扶持、有效投资,进一步聚焦优质企业和项目,千方百计增加就近就地就业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。

                常山县天马街道天安村,春节期间落地的柚香谷项目,2月中旬紧锣密鼓开工。目前已流转2000余亩土地种植香柚,村里20多名低收入农户不仅拿到了全年土地流转费,还能到基地打工,每天有120元左右收入。驻村干部汪小明告诉记者,该项目还计划建设仓储物流中心、加工生产中心,整体投入运行后,预计能解决近百名村民就业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在衢江区,当地根据疫情期间反应速度与成效,梳理出了小神仙、山蛋蛋等一批有潜力的农业经营主体,计划扶持企业扩大规模,更长久地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。

                衢州衢江区低收入农户家还有未卖掉的柑橘。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 沈晶晶 摄

                收入差距   

                如何防止拉大

                社会经济领域,有著名的马太效应,任何个体、群体或地区,在某一方面获得进步,就会产生积累优势,从而有机会取得更大进步。记者发现,在疫情的“放大镜”下,这一效应在村庄内部、区域之间已显露迹象。

                前段时间,73岁的缙云县胡源乡低收入农户胡叶儿,每天要花七八个小时上山采茶。但辛苦摘下的鲜叶,收购价每斤10多元,她一天收入仅50余元。而村里几个年轻人,通过互联网营销,一斤茶叶能卖3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“经过多轮增收帮扶,剩下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困中之困,很多人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运用,他们与普通农户之间的‘信息鸿沟’越拉越大。”缙云县农业农村局扶贫科科长郑阿萍告诉记者,此前省农业农村厅在网上搭建了农产品销售平台,她试图帮助低收入农户销售茶叶、蜂蜜、竹笋等,但点开APP一看,需要绿色认证、营业执照等多种准入门槛,“等拿到资质,农产品都过季了。”

                除了个体能力差距,村民拥有的生产资料多还是少、就业机会丰不丰富等变量,也直接影响收入水平。

                泰顺县司前镇下山搬迁安置点。泰顺县委办供图

                多年来,生态搬迁一直是山区县泰顺开展增收帮扶工作的重要手段。截至目前,全县已有9万余人实现异地搬迁,不少村民走上致富路。但由于资金、制度等限制,一些低收入农户很难搬下山。

                泰顺罗阳镇大岗背村,就剩了10余名低收入农户,因承担不起安置房首付费用,仍居住在半山腰的旧村中。村支书赖克意说,这些村民,平时靠家里种植两三亩猕猴桃的收成和低保补贴生活。不像下山村民,既有山上猕猴桃果园的收入,就近打零工、接来料加工的活也很方便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因为疫情,猕猴桃果园耽误了施肥、剪枝时间,今年很可能减产,低收入农户日子会更难过。”赖克意说,两个月来,村里多次给困难家庭送米面、送农资,尽量帮他们渡过难关。

                衢州衢江区农业农村局扶贫办负责人徐孔明说,2月中旬以来,随着人流、物流畅通,工业企业复工复产,衢江平原乡镇农户率先获得务工机会。但峡川、湖南、上方等偏远乡镇,交通相对不便、信息滞后,农户就业机会较少。并且,山区、库区乡镇大多发展乡村旅游、民宿经济等,产业恢复速度较慢。

                如何防止差距拉大?泰顺县生态搬迁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对留在山上、有意愿发展产业的低收入农户,他们努力做到应补尽补,比如猕猴桃果园建棚,90%资金由政府补贴,亩产值达到一定标准,还有相应奖励。

                同时,他们正加紧制定今年的生态搬迁政策,确定新的安置点,进行差异化补助政策,使资金更多向低收入农户倾斜,减少“搬不下来”现象。对部分确实有困难的老年、残疾低收入农户,县里计划推出共有产权房、廉租房等,确保应搬尽搬。

                在缙云县,郑阿萍的一份提议引起相关部门重视:为低收入农户开辟专门的网络销售通道,实现抱团销售、共同发展。单个低收入农户产品量虽不大,但集中起来能形成一定供应规模,价格也相对实惠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我们要用好网上农博等平台,让电商服务、网络直播等下沉到更多低收入农户,寻找增收的新发力点。”郑阿萍说,实现让低收入农户“生活得更好一些”目标,需各地不断适应新形势,多想办法,多办实事。

                【浙江新闻+】

                浙江扶贫关键节点:

                浙江以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5500元为标准,认定低收入农户134万户、318万人,同时确定低收入农户比重较高或数量较多的扶贫重点村5000个为扶持对象,实施“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”。

                2015年底,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现象,成为全国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。

                2016年,“消除4600”成果得到有效巩固,浙江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169元,首次突破万元大关。

                2017年,浙江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1775元,全面完成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的各项目标任务,同时重新明确和认定了新一轮低收入农户对象。

                2018年,浙江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减缓相对贫困的新阶段,低收入农户帮扶从解决“温饱和生存”问题,转向解决“生活得更好一些”的问题。当年,全省完成产业项目落地804个,实现转移就业1.23万人,完成异地搬迁3万人。

                2019年,浙江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546元、增长13.1%,消除家庭人均收入7600元以下农户。

                今年,浙江要确保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10%以上、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8000元以下现象,全面打赢低收入农户增收攻坚战。


                信息来源:地区管理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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